快捷搜索:

贾平娃到底有多忙,你的书笔者都看过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永远不知道贾平凹会有多忙。 每年至少要找贾老师两三回,或签名,或代朋友求字,或文友捎的东西给他,或因什么事请他写几句话。程序是这样的,先发短信,说明缘由,他指定时间,去工作室。要锲而不舍地发短信,约五六回,得以见到。他经常的回复是:在山里月底回西安;在外地下周再约;先放你那里过几天再约一下;事情若不急再等几天……总之,没有说立即能见到的,所以朋友所托之事,我从不敢一口答应,只能说,试试吧。贾老师说的时间,一定要按时前往,因为过了点,就是下一个人了。每次去他那里,总是将前一个人“撵走”,十来分钟后,下一个人进门,我再被“撵走”。也有时候,几方人士前后几分钟进门,这个在书房立等写几句话,那个到楼上谈一下,客厅里的坐着等待,想必贾老师可能也是抽出半天时间,将来访者挂号排队,挨个接见。有一种说法:成功者都是善于管理时间的人。上帝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若不合理安排,他哪里有时间写作呢? 当我在贾老师那里跟他谈话的时候,排在我后面的人可能在上电梯,再后面的人或许出了家门,开车上路。 好在贾老师善良温厚,所求之事多不会失望,只是需要等待。两月前,有鲁院同学安昌河托我请贾老师题写两个书名。我让他先写好短信发来,说出他这两个书名的重要性,请贾老师题写的必要性,总之,就是要打动贾老师。因为找他题字写书名的人太多,他常做之事只能是拒绝,否则,大作家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几分钟后,一条微信发来:冯翔是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008年5·12地震中,他失去了近百位亲戚、同学、朋友,最疼爱的儿子也在这场浩劫中罹难。2009年4月,冯翔选择了极端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生前创作的反映羌族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策马羌寨》和散文集《风居住的天堂》,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马上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他的孪生兄长为了更好地纪念他,特别想请他们兄弟二人都非常喜欢和敬爱的贾平凹老师题写一下书名,并敬奉润笔……烦请瑄璞帮忙联系一下。感激! 我将这条微信复制,短信发给贾老师,问他可否写。贾老师很快回复:写呀。不要费用。几时要?我过三天去上海几天,回来写行吧。 当然行啊,这等于挂上号了,我转告同学,先请他放心,耐心等待就是。 贾老师上海回来,停了两天,又去上海,再次回来后,终于短信通知我:你今晚八点左右来,我九点出去。 怕堵车误了时间,我七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不想今年入冬后车辆限号,路上格外畅通,七点半就到了他工作室。贾老师刚展开纸拿起毛笔要写字,门铃响起。我去下楼开门,一位亮丽女士站在门外,原来贾老师约她七点半来,我抢占了她的时间。亮丽女士不急,坐着等待。好像所有来他这里的人,也都不急了,因为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氛围,让人安静下来,他那一屋子的神神佛佛,挨挨挤挤,也都非常情愿地坐在那里,我们这些凡人,急什么呢。贾老师写完字下楼,那位女士早已在客厅将文件展开给他看,是使用了贾老师一篇文章,想再请他写几句话。我因没跟贾老师说上半句话,心有不甘。将写好的字摊在书房地上晾着,对二人说,等你们处理完,我要跟贾老师谈几句话。我在书房,看他小楷写了贴在柜子上的字条:美德十二条,饮食节制,言语审慎,行事有章……看他各种各样的收藏品,皆有一种大度安然的气质。只听得外面二人就文章中几句话起了争执,亮丽女士要将贾老师早年间一篇散文与她的新兴行业扯上关系,请他签字认可,贾老师表示抗议,女士一再坚持,娇滴滴地申诉理由,贾老师只好允了。按说可以走了,又让贾老师送她一本书,贾老师说我从不送人书,也没有书,女士不依,撒娇不肯走,贾老师只好从房间拿出一本自己新出的散文集,打开签名,那女士让他签一位男士的名字,再多写几句话。我拿手机录相记录下这一幕,贾老师边签书边说,我向来优待女士,基本上有求必应。可最生气的就是她弄咧半天,是给她男朋友签的。怪那女士自己不拿书来,蓄意的。女士继续撒娇,啥蓄意嘛,真的是买不到你的书了,朋友听说来见你,非要一本不可。不管怎么说,女士得逞了,开心而去。时间到了我的八点,得以坐下来与贾老师安静说几句话。 安昌河收到贾老师题写的书名,非常高兴,可能受到鼓励,又买了几套贾老师作品,毛边精装书寄来,请作家签名。两大包书,让我望而生畏,实在无力再搬去工作室,只好放在作协,请办公室人员留心,哪天贾老师来开会,一定告诉我。 那一日上午,突接小车电话:“贾老师来了,在跟钱书记谈话。”我飞奔至作协,先将两包书拆包,每本的塑封撕掉,好家伙,四套书,三十二本。作协机关的人们,也都得知贾老师到来,张三李四,大迟小冉,变戏法似的拿出许多书来。几次去打探谈话是否结束,工作人员已将贾老师办公室门打开,不断有人将贾老师各种着作抱来,桌子上、茶几上已经聚集了上百本书。又有几位求见者陆续到来,想必是贾老师约他们在作协见面。书法家史老师要送书法展的邀请函,诗人远先生要送诗歌研讨会的邀请信,摄影家郑老师要让贾老师在他新出的《贾平凹影像集》上写几句话,作协机关李主任要给贾老师送他自己的新作。这是贾老师与新上任的钱书记头次会面,二人在书记办公室谈话,已经有一屋子人和一屋子书在这里等他,门外走廊上,还站着几位观望者。 十一点过后,听得有人说,来了,来了,但见贾老师在几个人簇拥下,进到自己办公室,先与几位来人握手寒暄,交接请柬书籍等物。门外有人说,想跟贾老师谈个事,问他多会儿有空,贾老师说,没有空啊,从早到晚都没空。然后坐下签书。每人将要签的名字早已经写好,夹在书里。史老师叮嘱了书法展的时间,就要告辞,贾老师说,等会儿,我这里签完,咱一起吃饭去。史老师于是坐下等待,其他几位客人也坐着,观摩他现场签书,好像都很迷恋这种气氛。不见有人出去,只见有人进来,一摞又一摞书搬到桌上,他一本一本地签,还抽空抬头问我,最近情况咋样?工作还满意吧?我答好着呢,他说,那就好,飞快丢过来一个笑脸。他基本可做到边签名边说话,给这个人说一句,和那个人应一声,身边人都不冷落。别人告诉我说,成套的书,他只在上面一本签对方名字,下面的,一律只签平凹二字。我不甘心,想一会看情况再说。 我们自觉形成流水线,有人提前把书打开,有人在他签完后拿走,有人挪动书堆。书桌前面,墙一般站着四五人,在他签完一本后,插空说话。司机说,某人请他吃饭,已经到工作室楼下,贾老师说,让他再等一会儿。小李手拿三份合同,说这是某出版社少儿阅读的那本书,请你过目,签字。贾老师暂停签书,在三份合同上签了字。小车小阎拿着一个文件,请他看其中一条与文学有关的内容。他抬头先夸小阎的粉红毛衣,“你这袄好看的很”,再拿过文件仔细看后,说他知道了。后勤科长来问,今天冬至,贾老师是否在灶上吃饺子?贾老师问,我这里三四个人呢,有没有那么多饺子?科长说他去看看,司机又说,工作室那边楼下,人还在等着。贾老师说声那一会儿再说,又埋头签书。他手机一直在响,司机说,这个电话已经打了几回,你接一下吧。贾老师起身接电话,走进里间门口,可又不好意思将门关上,背对着我们,就算是自己的独立空间了,在十几人的监听下,他告诉对方说,收到了收到了,我正在签书,回头再说。书桌前围站的人数,还在增加。创联部王主任拿着文件,也挤在桌前。贾老师抬头问,你啥事?王主任哈哈一笑,没事,看你笑话,谁让你当大作家。 轮到我那几摞书,搬至他眼前。他说,别人成套的,都是只签一本名字,给你,全都签了吧。我恨不得三人名字,全是冯飞这样简洁,不想偏有一位叫韩贵钧,真是抱歉得很,贾老师仍然一笔一画地签了。 我将书抱回自己办公室,拿包回家,路过二楼,贾老师办公室那里,还有人不断走进去。时间是差三分钟十二点。 不知道贾老师那天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见贾平凹:你的书我都看过

很少有人像贾平凹一样,单纯因为写作而获得如此大的名气,况且在20年前,他就已经盛名傍身却也毁誉参半。他的作品一直关注着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直面当下,都是如此。这一次他的新作《老生》仍然写了中国四个重要的转型期,写出了那些时代转轨背后的变换与无常

这段时间,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的主要工作是开会。

10月15日这一天,贾平凹要去鲁迅文学院举办的“文学陕军新梯队”小说研讨会,“这几年省作协一直在抓年轻人的创作,这次有八个陕西青年作家集体亮相”。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从西安来北京的路上,他被通知还有个更重要的中央会议要他参加。“也不知道什么会,反正是文艺方面的会。我还以为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会,或者是个通气会。”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通知时间特别紧张,就去了。”

10月14日到京,他只能跟鲁迅文学院那边说,他得去后面这个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第二天去了,“才知道习近平要到人民大会堂作重要讲话”。那就是日后广为人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有72位全国文艺工作者。

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与大家握手,到贾平凹这里时问他“有没有新作?”贾平凹说,“我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习近平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10月下旬,贾平凹还得忙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这本新书的发布会,并接受媒体的轮番采访,随后又得回西安忙其他会议。

“解放前、土改、‘文革’前后、改革开放。”点上香烟,贾平凹坐在下榻的宾馆房里谈起《老生》里的四个故事,“这四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转型期,像路在拐弯处,容易发生很多事情,车过来要开小心一点,不然容易翻车。”

当代社会转型为贾平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给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担当”,他不断书写农村的人和事,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这个时代是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作为受争议的当代作家,他自己也处于转型社会当中,贾平凹的写作与生活也在那座“城堡”之中。

他是“著名的病人”,同时也试探着时代的病脉。

因为写小说,贾平凹经历过被批判,也拿过不少文学奖项。他爱收藏,在西安的工作室“上书房”里摆满各种石头,他爱画画和书法,也明码标价卖过字画。但对于这段时间的“主业”开会,其实他“哪儿都不想去”,但作为领导,他不得不去。

比如这一次的“文艺座谈会”。“开头要安排七个人发言,我后来从七个人的发言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该说啥,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样地说了几句。大家主要听总书记说啥。”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全球彩票,“我当时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也不能很高兴地说‘哎呀,你还看我的东西’之类的,只能说谢谢了。说几句就过去,七十多人被你一人说过去那就把事件耽搁了。”他说。当然,和谁说话,他都是说陕西话,他不会说普通话。

“我努力学过普通话,舌头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普通人才说普通话,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他曾在散文《说话》中提到。

开完中央的文艺座谈会,贾平凹当天坐动车回西安,列车员还找他要签名。贾平凹回到西安后,在省作协也召开了学习文艺座谈讲话的会议,“两个时期的两位领袖讲到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是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的最基本条件。”

然后,他还得再次返回北京,参加24日、25日在北师大举办的“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事实上,10月24日在上海举办的“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研讨会也邀请了贾平凹。

“后面这个最早跟我说的,我都答应要去,但后来莫言又通知我。”贾平凹说,“为啥莫言这个会我必须参加,因为我是北师大的驻校作家。再一个,我和莫言个人关系比较好,开会我不来也不好。”在北京,还有他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中间只隔两天,“如果去一趟上海再回来太劳累”。这就是如今,作家贾平凹每日生活的常态。

上海那个会这也是作家熟人叫去,没啥任务就是聚一聚,到嘉兴去转一两天。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出来。但是这样吧,也有它的弊病,能专心写一些东西,慢慢就不会交往了,我觉得也不好。后来吧,你不来不行了,比如说我是陕西作协主席,你不来不像话吗,失责任呐。”

“有时就得逼着你出来,实际上按我这个心性,我哪儿都不去。”贾平凹又补充说。

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当时莫言突然给贾平凹发了个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等了一上午,莫言因故没到西安。

在散文《说话》中,贾平凹曾回忆那个上午他没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迫不得已他问了一个人列车到站没有,那人先把贾手中的纸牌掉了个个,“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贾平凹才醒悟到纸牌上写的是“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

多年以后,莫言文学馆门口的对联都是出自贾平凹之手。“莫言为中国文学长了脸,应该学习他、爱护他。”贾平凹在研讨会上说。

实际上,和莫言等当代名家一样,贾平凹的老家陕西省商洛市的棣花镇也为其打造了故居之类。“故居那边在打造一个古镇,现在基本上弄好了,国庆时开始对外开放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点,来的人特别多,也挺好的。”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快60岁了,而贾平凹已过60岁,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很多作家已然是“老生”。

新作《老生》,这是贾平凹给自己的寿礼。书中的唱师贯穿主线,其年龄模糊,大概活过了百岁,“年龄最老,他是个老生,从戏剧角色里看也有‘老生’,很苍老的感觉。”贾平凹解释说,“而具体到各个故事里,人名也取一个‘老’字和‘生’字。”

贾平凹喜欢两个字的书名,从小说《浮躁》《废都》《土门》《秦腔》,到近年的《古炉》《带灯》,甚至散文集也多是两字书名。他觉得这样“厚重”,“窗前一轮明月,天边一道风景线,我最反对这种表面上有诗意,其实毫无东西的。”贾平凹说,“我最多有三四个字的书名,也是偶然为之。两字给人一种好记又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

“作品不要单一的指向或者简单讨论是与非,人生和人性的东西,无常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考虑得多一些。”贾平凹谈起新作中的四个故事以及那个贯穿全书的唱师。

第一个故事,写老黑、匡三、李得胜等在秦岭的游击队起义,最后匡三活了下来,官至秦岭地区总司令。第二个故事,写土改、划成份、成立人民公社,王财东被划为地主被批斗,其妻玉镯被干部玷污,曾经的佃农白土娶了玉镯,两人出走并终老于首阳山。第三个故事,写风楼镇书记老皮和一个青年墓生下村开展革命工作,“反革命分子”张收成和苗天义被送去改造。第四个故事写当归村的戏生和荞荞两口子如何致富,挖当归,农产品打催长素,老皮还帮忙制造“老虎照片”事件,以及最后写到瘟疫的蔓延并毁了这个村。

自始至终,人死了,唱师都会去唱阴歌,而《山海经》掺杂于全书。这个视角去讲故事,也隐含了作者在背后的“全知全能”,因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你不知道他活了一百岁还是一百二十岁,也不知道是哪个种族、哪个村子的人,因为地主死了他在唱,贫农死了他在唱,游击队死了他也在唱。他超越生与死的东西,他才能比较真实地看待这一段历史。”贾平凹说。

贾平凹喜欢写农村题材,诚如他自己写到的自传性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今年8月底,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署名文章《让世界读懂中国》。

他深知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期,“在这个年代,中国是最有新闻的国家,它几乎每天都有大新闻。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现象对人类的发展是有启示的,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经验,也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写作的丰厚土壤和活跃的舞台。”

被大众熟知的拍成电影的《高兴》,里面的刘高兴是贾平凹的初中同学。出版于2007年的该书写的是新世纪后进城务工人员的底层生活。贾平凹特地去拜访过很多拾荒者。

贾平凹有时也和朋友去终南山拜访隐者,“那里面修行的人特别多,我也认识一些,但是我认识的更多的是庙里的,就是正儿八经出家的和尚。”

贾平凹是个足球迷,世界杯、欧洲杯、国足、女足和省里的足球都看,也写过评球的文章。贾平凹喜欢收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各种汉陶罐、各种石头、木雕、玉、珊瑚,应有尽有。他写的散文《丑石》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他最奇特的一个收藏当属各种盗版的《废都》,累计收藏了60多个版本。

以前,因为他的名气,也总有来索要字画的朋友。他后来发现有人要字画的目的不纯,比如会拿去送礼给领导。1996年时他干脆写了个“润格告示”,自己卖字画,比如“字斗方千元”。如果没有会议,他至今保持的写作习惯是上午八点到工作室“上书房”,写到11点过吃饭、睡午觉,下午之后访客就陆续来了,其中也有聊收藏的,或买字画的。

贾平凹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他写的是中长篇小说以及散文,1987年,贾平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周》,写的就是老家商周地区在80年代初期乡村的淳朴生活。而第二年他再发长篇小说《浮躁》,斩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被誉为奠定他在中国文坛地位的作品,该书以农村青年金狗和小水的感情为主线,描写改革开放初期暴露的社会问题,“浮躁”一词展现的是打破封闭的躁动。

“我特别喜欢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很崇拜他,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台湾作家三毛当年来大陆时对记者这样提及贾平凹。

三毛让人转告贾平凹,有新书了,一定得寄给她。贾平凹就去邮局寄了四本。“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三毛在给贾平凹的心中直言不讳地称后者为“当代大师”。1991年1月1日夜,三毛写了回信,贾平凹后来才收到,但三毛已于当年1月4日在医院自杀。这一年三毛本计划还会到西安,让贾平凹找自行车带她在西安逛逛,然后去商周地区转转。

虽然与三毛一直未曾谋面,但她的死对贾平凹打击很大,他写下了散文《哭三毛》和《再哭三毛》。而次年,贾平凹在西安的好友,作家路遥病逝。“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贾平凹在散文《怀念路遥》中说。

贾平凹的好友中也不乏文学评论家,与谢有顺合出过一本对话录,又比如和他交往甚好的李星、雷达、白烨等,也有这次出席新书发布会的陈晓明、李敬泽。当然,陈晓明等人在1993年用很短的时间合编了一部批评、讨论贾平凹的书,叫《废都滋味》。2009年,《废都》解禁,评论界再次重新评价了这部“奇书”。

2005年时,贾平凹的《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是陕西作家中继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之后的第三部获奖作品。2007年9月,贾平凹从陈忠实手中接过了省作协主席的职务,从此不得不开始了频繁会议和活动。事实上,那次换届后,在各界发来祝贺和记者造访时,贾平凹刚刚在老家棣花镇给母亲办完丧事。

“贾平凹在文坛一直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作家。”《高兴》《古炉》《带灯》以及《老生》的责任编辑孔令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也提过好多次,《废都》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这么用心写了一部作品,一开始还是觉得是一部奇书,非常畅销,在文坛定位也是好的,后来风向一下子转了。一个人在大的变化和冲击面前,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不好。”

《废都》是贾平凹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盗版销售甚至超过千万。贾平凹喜欢给自己的小说写后记,但这本书只有海外版有后记,《真正的文学不是幻想,而恰是身边之事》,该书的出版本身已成当年的文学事件,这也让贾平凹看清了文坛的各种怪象。

“书不让卖了,人的状态很差,出版后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生病住院,具体到生活中都不太好。如果没有盗版,《废都》还都没法传播。”孔令燕说。

1993年10月,在呈现出“洛阳纸贵”的百万正版销量的4个月后,主管部门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了《废都》。批评家雷达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心灵的挣扎》,学者许纪霖在读书上发表了《虚妄的都市批评》,易毅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了《:皇帝的新衣》。另外还有诸如《失足的贾平凹》《废都之谜》《废都废谁?》《多色贾平凹》等消费此事的书籍出版。

评论家雷达曾说,《废都》写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孙见喜是贾平凹在西安的朋友,同时也是最早为贾平凹写传记的评论家。在《废都里的贾平凹》中详细介绍了贾平凹在头一年夏天至春节时的写作状态,以及在出版后,贾平凹在大众视线中消失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贾平凹身体很差,生病住院。

事实上,在出版之前国内已有十几家出版社争夺《废都》版权,1993年3月初,批评家白烨带着这部手稿到北京,交由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并敲定同时由《十月》杂志同步发表。“一为友谊,一为信任。”后来贾平凹如此说。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晚唱》等作品受到批评时,《十月》杂志却顶住压力继续刊发贾平凹的作品,那时正值“反自由化倾向”和“清除精神污染”。

7月24日,贾平凹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以一个小时签400位的速度签了一下午,书店里堵满了记者和读者,当晚央视的《文化生活》等也播放了贾平凹签名售书的盛况。但后来风向一转,也就只有盗版,甚至在西安街头出现了高价书。

10月底,贾平凹回到西安,肝病复发,住进了西安医科大附属医院的干部病房,甚至还得用化名“龙安”以避麻烦。 写作《废都》的前后,贾平凹的生活一直不顺,1992年11月,还在写作该书时,他与原配夫人韩俊芳离婚。贾平凹去了耀县,然后又去了户县写作,也有朋友劝解复婚。据孙见喜记录,两人在西安南大街街道办事处领离婚证时,韩俊芳问工作人员,“人家一般都填什么原因?” 工作人员说,“一般是情感破裂。”“那我们还没破裂。”韩俊芳说。工作人员叫两人还是回家继续过日子吧。最后贾、韩两人商议,决定这事不拖下去,又对工作人员说,“那我们破裂了。”

贾平凹和韩俊芳是一个村子里的,一个在村那头,一个在村这头。那个时候前者还叫贾李平,村里人叫他小名“平娃”,在读大学时,他干脆改名叫“贾平凹”。后来贾平凹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郭梅,同样也生了一个女儿。

“忙得要命,我从来就没给小孩儿开过家长会,或者小孩儿病了在医院,我都没去过,都是家里老婆子干这些事情。”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早上起来小孩都走了,我回来她都休息了,严格意义上讲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丈夫,也从来不陪老婆旅游啊逛街啊。”不过挣来的钱,那还得交给老婆打理。

贾平凹写不过不少散文,其中不乏写到过初恋,也有各种感性的小文章,甚至早期的小说也常写男女青年。2004年,《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1989年《爱的踪迹》获得首届全国散文奖。事实上,他还是散文杂志《美文》的主编。

“散文本身这个载体形式,不如小说影响大,他也一直在写。”合作多年的编辑孔令燕还编过贾平凹2011年出版的长篇散文《定西笔记》。

“《空白》去年还再版了。”贾平凹在宾馆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是他唯一一部诗集,曾在1986年出版过。 他也清楚,如今的读者“其实喜欢读好玩的,简单的,不让人费脑子的”,“但我觉得这种阅读只能适合一部分人,就比如饭菜,有的是快餐,拿陕西的肉夹馍说,你拿着可以吃,走着也可以吃。”贾平凹也看过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说,比如郭敬明的书,卖得好的都看过。

事实上,贾平凹在大学时,最初开始创作是从写诗开始,觉得写得不成气候,又写小说。

他常说自己也是偶然性被推荐上大学。“因为我那个出身也不好,教师的父亲被划为‘反革命分子”,我属于是‘可教育好的子女”,那个时候谁要是说一句话,就不推荐你了。很偶然,命里该上大学,但第二年基本上就不行了,都是县上领导的子女被推荐。”贾平凹回忆说。后来,是他的初恋女友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他,贾平凹才有机会走出农村。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那个年代走出农村还有一条路,就是参军,比如莫言。贾平凹也想过参军,但是自己是平足,被刷下来了。

1971年4月,贾平凹走出了秦岭,告别了生活19年的农村,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学就读中文系,“从此由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城里人”,这是“翻天覆地的一次突变”。

正在聊的时候出版社的人开始搬来了一堆《老生》的新书,也搬来了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让贾平凹签名,这些都是为了做活动准备的。他坐在桌子旁,认真地对着一堆名单一次次把要签的内容写上扉页,又签上自己的名字。

做完这些,当天下午,他就得坐飞机赶回西安,“事务都排到了11月下旬”。他无奈地念叨。

(原标题:贾平凹 命运交叉城堡中的作家)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本文由全球彩票发布于历史 / 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贾平娃到底有多忙,你的书笔者都看过

相关阅读